列车在欢送人群中离别心情又驰离了塞北煤城一大同，沿着古老的外长城奔向远方。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我深知:这一离去是很难再回到我工作、生活了18年之久的大同了，在大同，我奠定了事业的基础，我主持选育的同杂2号(晋杂2号)已酒向松花江畔、黄土高坡和河套平原……，从而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状；也是在大腿呢，我遭受了“左”的迫害，身心受到摧残。此刻，离别心情又夹杂着愤愤不平。前方等待着我的又是怎样的工作和环境呢？我感到迷茫。

我终于有走上了阔别18年高等学府的讲台，面对着未来的又一代农学家、育种学家，我开始讲：“种，是农业生产的内因，一切良好的栽培技术管理措施，都是通过种在发挥作用，没有优良品种就不可能实现高产、稳产、优质的目的。……”

学校初创，条件艰苦，师资不足。那些经过奋斗好不容易步入高等学府的年轻人来到我们这种学校，往往既感到幸运，又感到不满。他们自然地会想到，在这样的条件下能不能把自己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之才呢?系党总支给了我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我在每一学年开始对新同学作一次报告，讲讲自己是怎样在逆境中奋斗，又是如何在简陋的条件下创业的?让同学们热爱自己的专业，并树立起坚强的事业心。每当我讲起这些，心情总显得非常激动。

1955年大学毕业，满腔热忱地告别母校，告别师长，离开了养育了我的江南鱼米之乡，进了娘子关，到山西担任农业院校的教师。由于我勤奋工作，曾几次受到领导和同学的赞扬。但是，1957年一封席卷全国的政治大暴，把我这个出身不的年轻人刮倒了，那时，我才23岁，就成了右派分子，我到山区去劳动了两年多，1960年摘帽回校工作。1961年因政治原因不适合再担任教师而调到了大同市良种繁殖场。这是一个极普所通的良种场，接近700亩土地，六七十个职工，领导是一位扛过枪、渡过江的老干部，象这样的良种场全国几乎县县都有，少说也有上千个。尽管我拖着“摘帽右派”的尾巴，文革中又在牛棚中被“群专”了一年多，但我为人民做贡献的愿望始终不变，选育良种的事业心始终不变。我接连十年奔赴海南，10年中我进行了25个世代的高粱育种工作，父亲去世，妻子分娩，我都远在天涯海角而顾不上回家。我终于盼来了科学的春天。同杂2号高梁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科研成果奖，我研究的杂交高粱亲本组配规律获得了山西省1978年科研成果奖励大会三等奖。谁能说在简陋的条件下就不能为祖国创造业绩呢?

言教不如身教，我在同学中成立了高梁科研小组，把他们吸引到自己周围，并针对安徽高梁面积小而分散和高等学校更有利于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根据西尔斯的质核互作雄性不育基因理论，我设计了不育系转育成了恢复系，还完成了保持材料在转育不转系的同时转复恢复系转育不良系的设计，这一论文经同行专家推荐在国际高梁学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这一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教委首次颁发的科技进步二等奖。像我们这样一所地处偏僻小县，至今未经正式批准的高等学校竟然能跻身于全国奖的85所高等学校(指主持单位)之列，无疑是令人兴奋的。

10年过去了，我终于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但我高兴地看到，新一代作物育种和良种繁育工作者正在成长，他们有的已作为访问学者出国学习先进的科学育种；有的已获得硕士学位并在科研单位从事作物育种工作；而更多的是在良种繁育和种子经营岗位上辛勤地劳动着。他们再不需背上沉重的包袱生活、工作，也不会再遇到我们那个年代的挫折和打击，他们应该在种子事业中出比我们更大的贡献。年轻的同志们，你们要珍惜啊!让良种之花远在祖国的大地上盛开。（本文来源于1989年《安徽农师院报》第三期3版）

编后按:珍惜今天安定团结的局面、培养高质量人才，这是钱章强副教授发自肺腑之言，也是我院广大教师的共同心声。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教书与育人、科研与育人不可能简单地隔离，从钱教授这篇文章中，我们会领悟出许多道理来。